上海語文特級教師于漪表示，“將反對有償家教列入師德‘新規’非常必要”。她說，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，有償家教逐漸成了商業意識在教育領域中的突出反映，是近年來冒出的現象，異化了原本純潔的師生關系，師德“新規”將“抵制有償家教”列入其中，有利于樹立良好的師德規范。
有50多年從教經歷的于漪坦言：在我的從教生涯中，從來沒做過有償家教，教師的功夫應放在課堂上，“我贊同教師對一些基礎稍差的學生進行義務輔導，但如果老師一雙眼睛盯在學生身上欲通過有償家教牟利，則值得好好反省。”
催生有償家教的三大原因
華東師范大學基礎教育研究所副所長楊小微表示，催生有償家教的原因主要有三：
最根本的決定性因素是市場的需求。升學與分數掛鉤，所謂“分數是硬道理”，在分數掛帥的考核環境下，為了讓孩子能在有限時間內“贏得”更多分數，家長不惜將孩子趕上“家教快車”。望子成龍的家長盲目從眾心理和攀比心態助長了有償家教的泛濫。
教師作為一個社會經濟人在經濟利益驅動下，會在家教領域最大化地賺得經濟利益，少則數千多則數萬元的收入對教師來說頗具吸引力。有些老師故意以“課上不好好教，課后到家里補”為餌，吸引學生參與“有償家教”。
雖然教師進行有償家教有悖師德規范，但一定程度上講，教師和學生都是有償家教的受益者，對提升學校和地區的升學率來說有好處，所以主管部門“睜只眼、閉只眼”、禁令發布“雷聲大、雨點小”。
今年升入盧灣區五愛中學的高一學生李悅(化名)告訴記者，初三那年，她的物理和化學是“短腿”科目，為了順利過“中考關”，她找了一名教師做家教，8名學生同時補課兩小時，每人繳費50元。
有償家教的收費彈性較大，一堂課少則數十元，多則數百元，甚至上千元。李悅透露，50元算是最低標準，她班里一個同學要求“一對一”補課，一堂兩小時的補習課費用高達800元。
李悅說：“她三個月補習下來果然見效，物理、化學每門功課在中考時提高了10分-20分。”
家長倪琳說，“請有償家教是不得已而為之”，她特別希望能讓孩子多留點時間開展一些課余活動，但現實在于所有孩子都在補課，如果自己孩子不補“感覺很虧”；其次，一個班級幾十個學生學習層次不在同一水平，教師為了照顧大多數學生的學習進度，講課深度會做一定控制，這樣一來擔心孩子在課堂內“吃不飽”，不得不在課外尋求補習。
濟南一位中學生的媽媽告訴記者，孩子課余時間跟著任課老師補習功課，老師收取一定費用。作為家長，為了讓孩子學習好，只能“一個愿打，一個愿挨”。
明令禁止，收效甚微
記者調查得知，有償家教像“牛皮癬”一樣難以根治，原因是這塊“牛皮癬”頗受學生和家長青睞。不僅差生補習，優等生甚至尖子生也補習，只是補習的需求和目標不同而已。
于漪認為：讓在職教師進行有償家教不僅違背基本師德規范，更是將師生關系引入貨幣化、功利化歧途，“必須叫停”。
一位教育工作者說，為什么現在很多老師和學生間感情不深？這不單純是學生的問題，有的老師也存在功利心。“老師只有端正了教育思想，以育人為先，才能發自內心地愛每一個學生。教師的思想情操、職業道德比任何職業都重要。”
遏制有償家教，各地教育行政部門頻頻發力。
2005年，上海市教委就規定“凡進行過有償家教的教師無緣晉升特級教師”；每年寒暑假，上海將教師從事有償家教作為明令禁止的條目公開宣布，但收效甚微。
南京市為了整頓有償家教市場，連續多年將“禁止有償家教”寫入新教師聘用合同，甚至出臺了南京市有償家教管理意見，規定凡試點學校的教師從事有償家教須經學校批準、登記備案，并到稅務機關報稅。然而，這一規定執行下來，很少有教師到學校申請從事家教，真正去登記納稅的教師幾乎沒有。
“改革‘唯分數論’的教育考核體制、培育成熟的教育培訓市場、再配以強有力的監督機制，如此內、外相結合治理，有償家教才有可能‘藥到病除’。”楊小微說。
